歷史學系主任范純武表示，「扶鸞」可說是宋代以降中國宗教活動最為重要的儀式之一。此種藉由鸞筆，將神明仙佛垂示，由鸞生筆錄，所產生的行為與大量宗教經典文本，成為中國民眾道德修身的依準，也是在面臨時局與社會動盪時，做為道德提倡和社會上平復的主要力量。
范純武說，基於扶鸞這樣的儀式在中國宗教場域的全面性影響，近年來的研究展現在幾個不同的層面，如謝聰輝、王見川在道教的降真歷史的重構，游子安、黎志添在明清善書經典的產生，與士紳、宗教人士的參與情況的研究，康豹進行了埔里的鸞堂的調查和女性參與情況，高萬桑對清龍門衍派金蓋山道壇的理解，柯若樸對台中武廟明正堂與新世代數位化鸞書的剖析，以及宗樹人、王大為、王見川注意到扶鸞與近代中國救世團體的形成，運作的關聯。
此外，志賀市子對香港鸞堂的田野考察，以及在台灣區域研究盛行，陸續出現對地區鸞堂紮實的調研，相關的研究課題與不同脈絡的視角正逐漸開展出來。對扶鸞文化的研究，可能是近來切入近代中國宗教運動和社會文化相當重要的視域。
從宗教儀式的角度來說，扶鸞是近代中國宗教發展中相當重要的神、人溝通技術，這種方式逐步跨越了各種宗教和教派而有不同脈絡的發展。過去囿於許地山對筆記類資料的觀察，認為扶鸞只是文人聚會、做詩、遊戲，仙道降真交流、猜科舉考試題，僅僅著眼於士紳的逸樂和情感的宣洩。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已充分顯示扶鸞的影響其實相當全面，單以宗教領域來看，明清的主要神明信仰如關公信仰、文昌信仰之所以大為盛行，扶鸞所造出的經典如《覺世經》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中國西南和台灣宗教界流傳關帝變玉皇的說法，和清中葉以來鸞堂的大量設立有著密切的關係。神明的信仰出現變化，也出現在濟公的信仰上。據王見川的研究，在義和團運動前，中國北方、西南方、東南早已出現濟公降鸞的現象。咸豐末期，四川群英壇著造的鸞書《救生船》上，就開始出現了濟公降鸞的訓示，此後在各種扶造的宗教文本中，濟公降鸞的比重也愈來愈高，也反應出濟公系的鸞堂影響也愈大。
范純武指出，綜合來看，我們對扶鸞的研究還很片面，對扶鸞發展的歷史還是很有限。謝聰輝已將南宋《玉皇經》的扶造過程與道壇的關係仔細爬梳，目前的資料卻還不了解這項技術透過怎麼樣的管道，又怎麼擴及到文人與庶民的世界中。此一方面，近年胡劼辰對於筆錄與文昌降乩文本的深入研究給予一些答案。
更進一步來說，將扶鸞擴大到文化層面時，可以注意到它在社會慈善救濟、家族信仰和社會活動背後的主要推動助力。在台灣、香港許多地區文化事務與社區動員，也可看見扶鸞的影響，游子安的研究充分的展現了這方面的情況；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扶鸞活動，以戒煙的方式呈現，甚至於在1920年代後，民國報刊還可見到扶鸞成為明星八卦的解答。
除了文化層面的探討之外，本次會議的另一個主題是民眾宗教。近年來學界對民眾宗教的定義看法不一，普遍認為民眾宗教包括了民間信仰與教派型的宗教活動。扶鸞與民眾宗教的關係也頗為複雜，二十世紀初中國救世團體如同善社、道院、一貫道等，都和扶鸞有密切的關係。黃克武、王宏超近年關於民國初年靈學、靈魂攝影的研究例子，扶鸞或扶乩至此變成探討未知世界的重要工具。
范純武教授說，本次會議是由蘭陽博物館發起，與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共同主辦。該館將「扶鸞文化展」為年度策展的主題，即日起展覽至9月4日。眾所周知，宜蘭一直被視為台灣鸞堂發展的起源和重要傳播之處，伴隨台島扶鸞戒斷鴉片的風潮，宜蘭頭城喚醒堂與台灣北部的重要鸞堂，如新竹勸化堂、苗栗感化堂、淡水行忠堂、三芝智成堂、台北覺修宮、指南宮都有鸞法傳遞、鸞書交換、人際交流等各種宗教與社會脈絡存在。光緒年間宜蘭的鸞堂發展頗速，蘭陽博物館做為一個相當具有特色的地方展館，舉辦這樣的國際學術會議，相當具有歷史意義，而本次會議的研究成果，亦可直接反饋給蘭陽博物館。
宜蘭不僅僅是台灣鸞堂的起源地，在蘭陽博物館的合作引領下，更可統合相關的研究成果，做為展示、理解此一重要宗教社會現象的主要窗口。並可做為未來館方常設展的內容建置，提供視野與素材。將來藉由此次會議的引導與論文集的出版，更可引起國際學界對蘭陽博物館的重視，也能讓一般民眾更了解扶鸞文化延續到現代的文化意義與內涵。(20180529)
與會學者簽到狀況
與會學者合照
與會人員與本校學生
學者討論
朗宓榭(Michael Lackner)德國埃爾朗根、紐倫堡大學漢學系講座教授
施陸(Erik Schicketanz)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博士後
5月29日會議情況
